环球云视 葛晨 2026年9月25日
2026年9月20日，纽约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结束会谈后，向记者宣布了一个消息：美方提议建立美中人工智能安全“通报机制”，在涉及国家安全的AI突发事件时，两国可以相互预警。消息迅速被解读为“AI时代的红色电话”即将诞生。
但仅仅两天后，Politico的独家报道撕开了这层外衣。四名知情人士透露，所谓的“通报机制”比字面名称简单得多——本质上只是贝森特与何立峰之间的一条热线电话，而非正式的跨部门系统。“通报机制基本上就是贝森特与何立峰两人而已，不是由专家组成的组织，”一名曾听取简报的消息人士说。另一名知情人士则给出了更直白的评价：“根本是胡说八道。”
中方对此的态度同样耐人寻味。新华社承认何立峰与贝森特讨论了AI相关问题，但未说明北京是否接受这一机制。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，也未给出明确回应。
一条尚未落地的热线，折射出的却是当前中美AI博弈的完整结构：表面上的沟通意愿之下，是深刻的不信任、内部的严重分歧、以及各自截然不同的战略路径。要理解这场博弈的真实面貌，需要把视线从这条热线移开，投向更广阔的战线。
一 美国：同一声喊话背后的分裂
理解中美AI攻防，首先要放下一个直觉判断：美国是一个统一的行为体。事实上，在AI监管问题上，美国内部的分裂程度远超外界想象。
联邦与州的对峙是最直观的裂痕。加州率先推动AI监管立法，要求前沿AI开发者注册并满足透明度要求。特朗普政府则以行政令试图集中监管权，警告若企业被迫应对50个州的不同许可制度，大规模投资将“实际上不可能”。2025年7月，参议院以99比1的压倒性票数，从预算协调法案中删除了为期十年的州级AI监管禁令，两党在此问题上打破了惯常的党派界线。这说明，即便在“去监管”的大方向下，联邦与州之间的权限争夺远未尘埃落定。
科技界内部同样撕裂。 一派以Anthropic CEO阿莫代伊为代表，公开呼吁放慢前沿AI研发，主张在“民主国家”间建立共同限制框架。另一派以英伟达CEO黄仁勋为代表，坚决反对新增法规，认为AI安全是工程问题而非法律问题，市场约束已经足够。更深层的利益分化体现在芯片出口管制上：亚马逊和微软支持进一步限制英伟达对华出口，因为限制竞争对手的硬件销售，客观上有利于自身云服务的算力供给格局。而英伟达则极力反对，认为真正制约AI发展的瓶颈是电力而非芯片数量。
这种分裂意味着，美国的AI政策并非一套连贯的战略设计，而是多方利益在立法、行政和商业层面持续博弈的动态产物。特朗普本人曾表示，人工智能唯一需要的护栏是一个“强大而聪明的总统”。这种态度与国会两党部分议员推动的对华AI安全谈判立法之间，存在着根本性的张力。
二 中国：规则前置的治理路径
与美国监管的反复摇摆不同，中国走出了一条“规则前置、安全兜底”的路径，且节奏稳定。
立法层面，2025年9月1日，《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》及配套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施行，要求AI生成内容同步嵌入显式与隐式标识，平台须履行核验义务。2025年10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《网络安全法》修改决定，首次增设“人工智能专条”，明确国家支持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算法研发，同时要求重视伦理审查与风险监测评估。这一体系的特征在于：不是先发展再补救，而是在技术大规模落地之前就划定了边界。
产业路径上，中国选择了一条与美国不同的竞争维度。根据RAND公司的分析，中国企业集中在制造业、交通运输和能源等“物理经济”领域，而美国企业集中在医疗、科研和网络安全等“知识经济”领域。中国AI企业中人形机器人公司的占比是美国同行的五倍以上。DeepSeek的模型在2025年2月短暂追平美国最顶尖的模型，到2026年3月，美国顶尖模型对中国的领先幅度仅为2.7%。
开放权重模型是另一个关键变量。 与美国头部企业普遍坚持专有闭源模式不同，中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放权重模型，模型参数可以公开获取和修改。这一策略在全球南方国家中产生了独特吸引力：对希望自主掌控AI能力但无力从头训练大模型的国家而言，开放权重意味着可以在本地部署、调整和二次开发，而不必完全依赖美国科技巨头的云服务。阿里巴巴的Qwen模型在Hugging Face上拥有超过15万个衍生版本，这是一个闭源模型无法复制的生态规模。
能源是另一个被低估的变量。 李开复指出，中国新能源项目建设速度是美国的10倍，这为大规模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底层支撑。这意味着，即便在高端芯片受限的条件下，中国仍可能通过能源和场景优势维持算力供给的可持续性。
三 芯片管制：工具的反复与目标的漂移
芯片出口管制是美国对华AI竞争中最具实质性的武器，但其执行过程充满了政策的反复。
2025年4月，特朗普政府禁止英伟达和AMD向中国出口H200和MI300X芯片。同年7月，美方又解除了针对英伟达定制款H20芯片的对华出口禁令。到了12月，H200及类似产品又被允许向“经批准的客户”出口。这种“禁—放—禁”的循环，严重扰乱了市场预期。
2026年5月，管制逻辑进一步升级。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执法指引，将许可要求从“物项与目的地”延伸至“主体与控制关系”——只要企业总部位于D:5国家组（含中国），无论其业务发生在何处，都需申请许可。管制范围从“芯片本身”扩展到“算力的流动路径”，目标是“锁算力”，从根本上迟滞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。
但管制的有效性正面临挑战。有报道指出，被转运或走私的美国半导体可能正在助推中国AI的快速进展。与此同时，英伟达的支持者认为，不向中国出售芯片反而会激励华为等中国企业加速自主研发，而华为据报已在商用AI芯片方面取得突破。管制工具在收紧，但“防线”是否真正有效，是一个尚未被回答的问题。
四 联盟与技术生态：选边的压力与反压力
美国正试图通过多边机制构建排他性的AI技术联盟。“硅和平倡议”由美国国务院于2025年底发起，名义上旨在保障前沿基础模型、计算芯片和关键矿物等供应链安全。但更具争议的是，美国国务院起草信函，准备告知已签署《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》的35个国家：如果加入与美方立场相悖的“竞争框架”，将被排除在美国领导的AI联盟之外。
这是一种明确的“二选一”施压。但施压的效果并不理想。美国副国务卿赫尔伯格不得不公开表态“硅和平联盟不是排他性组织，签署国无需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”，这恰恰说明许多国家对被迫选边持抵制态度。对多数国家而言，同时接入中美两套技术生态，远比选边更符合自身利益。
与此同时，中国通过开放权重模型策略构建了另一种吸引力。中国的AI产业重点“不是开发最尖端的前沿模型，而是推出开放权重模型”，这一定位使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获得了不同于美国的生态影响力。全球南方采用中国AI，很多时候并非出于地缘政治表态，更多源于价格、灵活性、本地部署和语言适配等现实需求。
五 全球治理规则：两条并行的制度轨道
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上，中美正在争夺AI治理的规则主导权。
中国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多边治理机制，聚焦包容性发展、数字主权以及将AI作为增进公共福祉的工具。2025年9月，中国在联合国总部正式提出“人工智能+”国际合作倡议，呼吁各方遵循“向善为民、尊重主权、发展导向、安全可控、公平普惠、开放合作”的原则。中国还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，启动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。
美国的路径则更倾向于以地缘政治竞争为核心，警惕多边规则约束其技术主权。特朗普政府一方面通过去监管化、基建加速和联邦集权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规模化，另一方面通过出口管制、技术保护和国际布局巩固领先地位。在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等标准制定机构的选举中，美国提前一年布局，将AI规则主导权的争夺延伸到了技术标准层面。
两条轨道并行的结果是：全球AI治理缺少公认的统一规则，治理赤字持续扩大。联合国大会已确认设立人工智能独立科学小组，并计划从2026年起每年举办AI治理全球对话，但这些机制能否弥合中美之间的根本分歧，仍存疑问。
六 攻防的本质
回到那条尚未落地的热线。
贝森特说，“重要的是开始对话”。但对话的形式——两位官员之间的一条电话线——恰恰暴露了当前中美AI关系的真实状态：双方都意识到需要某种形式的危机沟通，但谁也不愿、或无力将这种沟通制度化、实质化。在更深层的芯片管制、模型竞争和联盟构建上，攻防仍在全速进行。
这不是一场目标明确的“双簧”，也不是一场简单的技术竞赛。它更像是两种发展模式和治理理念在同一技术领域中的结构性碰撞：美国试图通过技术封锁和联盟体系维持代际优势，但其内部的政治分裂和商业利益冲突使政策工具反复摇摆、效率打折；中国选择了一条差异化的路径，以规则前置确保安全底线，以开放权重模型和物理经济场景构建替代性生态，同时在联合国框架下争取制度性话语权。
双方在芯片、模型、标准和联盟四个维度上同时展开攻防，但没有任何一方拥有足以“终结比赛”的手段。芯片管制在收紧，但规避路径在演化；联盟在扩张，但选边压力遭遇抵制；治理规则在竞争，但多边机制尚未定型。这条热线最终能否接通、由谁先拿起听筒，或许并不重要。真正决定这场攻防走向的，是两套体系在人才、能源、场景和制度韧性上的长期消耗与演化能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