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GCM 记者 Vivien 11月8日 · 纽约】 1926年，约翰·杜威、孟禄与胡适、郭秉文在纽约筹划创立华美协进社时，大概不会想到，一百年后，两国教育者会回到同一所大学，为一种当年无法想象的技术反复追问：它到底会把学习变成什么样子？
上周末，近百位来自中国、美国和加拿大的教育、心理与科技学者齐聚哥伦比亚大学，参加“2026美中教育峰会”。从主旨演讲到分论坛，讨论一次次回到两个问题：人工智能进入课堂之后，教育该如何教、如何学？在屏幕环绕的童年里，又该如何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？
华美协进社联席主席彼得·沃克出席峰会并发表演讲。他在会议期间接受采访时，把两国教育的差异归结为“两种镜片”：美国看教育，首先问的是孩子能否成长为健康、快乐的好公民；中国则更关注每年能培养多少科学、技术、工程与数学（STEM）人才。“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。”他说。在他看来，中国的基础教育由家长和教师共同支撑，数学成绩突出，STEM毕业生规模不断创新高；而美国高度分散的教育体系，则很难以同样的方式设定目标。
沃克更在意的，是两国人员往来的不对称。他估计，每年来美的中国学生约有30万人，赴华的美国学生却只有约5000人，“真正在中国生活过、直接接触过中国的美国人少之又少”。语言是另一道门槛：英语在中国已是普遍的第二语言，而声调和汉字让多数美国人望而却步。不过他也注意到，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家庭开始聘请说普通话的保姆，希望孩子从小接触中文。普通话或许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外语之一，“只是起点非常低”。
这种不对称，也解释了峰会为何把“让美国学生走进中国”列为成果之一。亚洲教育北京论坛联合与会高校设立“美中青少年教育交流奖学金”，计划为500名美国中学生提供来华参加冬夏令营和研学的机会。
工具已到，方法未至
关于人工智能，会场上最常听到的判断是：技术已经进了教室，教育学却还没跟上。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院Avanessians数据科学研究所所长加鲁德·艾扬格在主旨演讲中谈到AI如何改变知识的生产与获取；到了下午的AI分论坛，圆桌对话干脆把问题摆上台面：AI时代的教育，应当以人为本，还是由技术驱动？
与会者普遍承认，学校花了大量精力讨论“该不该用”“怎么管”，却很少有人能说清“怎么教”——课程如何重构，作业和考试还能衡量什么，教师又该扮演什么角色。讨论由此引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驾驭AI的能力从何而来？多数声音的答案有些出人意料地传统：会提问、能分辨AI答案的真伪、能组织复杂论证，靠的正是长期阅读、写作和数学训练打下的逻辑底子。基础并不是被AI取代的东西，而是用好AI的前提。
为把这些讨论变成持续的研究，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高级研究科学家普光彪在会上发起“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创新协会”（IAAIE）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人工智能与教育”教席主持人黄荣怀、比较教育学者许美德、世界科学院副院长M. Jamal Deen等担任顾问。协会把教师专业学习和教育AI产品评估列为重点，恰好对应两国学校的共同焦虑：老师不知道怎么教，市面上的产品也很少经过独立检验。
学会失败
另一条主线是青少年心理。美国国家教育科学院院士、认知发展学者鲍勃·席格勒在分论坛开场谈变化世界中的儿童发展，哥伦比亚大学耐挫与创新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林晓东则把话题引向“失败”。考试失利、竞争落选，是每个孩子都会遇到的事，但很少有学校把“如何面对挫折”当作一门需要教的功课。林晓东在会上发起“美中青少年成长发展计划”，邀请两国中小学与研究团队用三年时间，把关于学生、科学家和运动员如何经历挫折的研究，转化为可以在课堂上试点、评估的课程。
两条主线在这里交汇。当学习工具变得越来越顺滑，学生与难题正面角力、在失败中坚持思考的机会，反而可能变少——而那恰恰是心理韧性和深度学习共同的土壤。
峰会已确定每年在中美两国轮流举办，第二届将于2027年在中国举行。到那时，AI大概又改变了许多课堂；但这次在哥大留下的问题——孩子如何学会思考，又如何学会失败——很可能仍是下一场对话的起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