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权势把人变成“资源”：张紫妍案与爱泼斯坦案留下的共同问题
胡马｜评论
张紫妍和爱泼斯坦之所以震动世界，并不是因为权势者利用弱势者的故事只发生在韩国和美国。世界卫生组织估计，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女性一生中经历过伴侣暴力或非伴侣性暴力，并特别提醒：性暴力常因羞耻、恐惧而未被报告。这个数字不能用来推算两案所涉及的那类犯罪有多普遍，却足以说明，沉默绝非个别社会的例外。
这两起案件甚至能进入公众视野，都经历了极不寻常的过程：张紫妍去世后留下的文书，将她生前的遭遇带入调查；爱泼斯坦的受害者持续发声，《迈阿密先驱报》记者朱莉·布朗追查旧案，纽约联邦检方随后重新提出指控。两国的调查和司法处理至今都受到严厉批评；但在世界许多地方，受害者可能连让指控被记录、被调查、被持续报道的机会都没有。一个社会是否公正，不能只看轰动案件曝光后怎样表态，更要看没有名气、没有靠山、仍然活着求助的人，能否在第一时间得到保护和认真取证。
张紫妍案和爱泼斯坦案发生在不同国家，涉及的人、犯罪指控和司法结果也不相同。但它们都逼人面对一个问题：当演艺机会、金钱、社会关系和司法影响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，一个年轻女性说“不”的代价，究竟由谁决定？
张紫妍2009年去世前留下的文书，指称经纪公司要求她陪酒，并写到有人提出性要求。韩国法务部2019年的重查确认，她受到经纪公司代表暴力对待，被迫参加陪酒；该代表此前因殴打她被判有罪。重查也指出，当年警方搜查遗漏日记、名片等可能重要的材料，部分通话和数字取证资料未见于后来卷宗，并认定有媒体人员向警方施压。
但调查没有证实公众传说中的整份“权贵性交易名单”，也未取得足以认定特定人士实施性侵的证据。2018年重新起诉的一名前记者，最终因证据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，于2020年获韩国最高法院确认无罪。评论这起案件，必须同时承认这两组事实：调查确有严重缺口；具体个人的性犯罪指控仍须逐一证明。
问题恰恰卡在两者之间。刑事定罪当然不能凭公众愤怒；可是当最该保存证据的时候没有保存，十年后以“证据不足”结束调查，法律上的结论便无法回答社会上的追问：证据为什么不足？初查中的失误由谁负责？韩国女性权益团体在重查后提出的批评，核心也在这里：既然确认了外部施压和调查不力，便应继续追究调查本身的责任，而不能只把时效与证据不足当作故事的终点。这是团体的主张，不等于法院已认定办案人员参与包庇犯罪。
爱泼斯坦案提供了另一种、但并不完整的司法结果。美国法院已经确认，其合作者吉丝兰·马克斯韦尔参与诱骗和性剥削未成年女孩，并判处她20年监禁。法院记录列出的证据，包括受害者、工作人员的证言，以及照片、通讯录、旅行等相互印证的材料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司法部的职业责任调查认为，当年联邦检方以不起诉协议处理爱泼斯坦案属于判断失当，受害人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坦诚对待；该调查并未认定检察官构成职业不当行为。
资本在此案中的作用，还有一条可以查证的金融线索。纽约州金融服务厅2020年认定，德意志银行明知爱泼斯坦的犯罪历史，却未妥善监控其账户中的大量可疑交易，并就包括该关系在内的合规问题对银行处以1.5亿美元罚款。监管结论证明了银行的合规失败；它本身并不证明每笔付款的收款人都参与犯罪。
所以，两案相似的地方，不是存在一份可以把所有名人一网打尽的名单，而是权力如何在犯罪发生之前创造依赖，在指控出现之后提高追责成本。在演艺行业，经纪人可能掌握试镜、合同和曝光机会；在爱泼斯坦的社交圈，财富和人脉可以提供工作、金钱或身份上的诱因。当提出异议可能意味着失去生计、遭到报复，或者无人相信自己时，表面上的“赴约”“接受安排”，不能脱离这种权力关系，草率地解释为自由选择。
美国国家科学院关于性骚扰的研究指出，层级森严、上下权力悬殊的环境更容易滋生骚扰；只靠法律程序不足以预防伤害，机构还需要可靠的举报渠道、免于报复的保护和可见的问责。研究对象主要是学术与医疗机构，不能拿来证明张紫妍或爱泼斯坦案中的具体事实，却为理解演艺、金融及其他依赖“圈内人”分配机会的行业提供了有用框架。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弗兰克·多宾对职场研究的解读也提醒我们：投诉人可能遭到报复，最终被迫离开原本想继续从事的职业。
这里还有新闻业自己的考题。公众当然想知道哪些大人物出现在通讯录、航班记录或宴会照片里；记者也应追查他们与核心人物的往来。但认识罪犯、参加聚会、出现在文件中，与实施或协助犯罪之间，隔着必须由证据跨越的距离。如果报道只剩下不断更新的名人名单，既可能伤害无辜者，也可能让真正值得追问的合同控制、资金流向、受害者求助记录和办案决定退居幕后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者Ruhi Khan对爱泼斯坦案报道的分析，提出的正是这一担忧：逐个追逐名人的丑闻，可能遮住让伤害持续发生的制度。
政、商、娱乐与性剥削勾连的最大社会损害，远不止一次犯罪或一宗悬案。它会教会行业新人：机会取决于服从；教会旁观者：沉默比作证安全；也教会公众：法律或许会审判个别人，却未必能解释证据怎样消失、警报怎样被忽略。时间越久，受害者越难作证，公众又越容易用猜测填补空白。
解决之道不是降低定罪标准，而是让证据有机会在第一天形成：及时、独立地调查；完整保存数字记录；让投诉渠道脱离决定当事人职业前途的人；公开说明重大办案失误，并追究能够证实的责任。保护无罪者免受无证指控，与保护弱势者免受权势侵害，必须同时做到。否则，每一次“证据不足”都会留下同一个无法平息的疑问：证据最初掌握在谁手里？
